菁英丨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周其仁
受访人/周其仁（北大国发院教授）；
撰稿/徐琳玲（南方人物周刊）
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19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19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19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所（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1990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曾撰文回忆，1993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
在1980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忆起当年开会讨论的场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长的何道峰笑出声来，“我后来和他开过玩笑，说他光做学术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别的地方，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鼓动家。”
在这一帮老同事们看来，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当时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的蒋中一说，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乡不平等问题的人之一。“大概是1983、1984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已经完成，大家在讨论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内部讨论得很热烈，观点很多。他们几个人就提出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认为户籍制度把国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组提出的另一项更重大的议题是：改革已存在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在被饥饿记忆缠绕着的共和国史上，粮食问题一直被视作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蒋中一说，当时许多中央部委包括农业部、商业部、计委的一些司局长们都有抵触，“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坚定地认为粮食必须进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们问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难道粮食这种东西没有商品属性么？”
周其仁后来回忆，他们那个小组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一起跟进的还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杜润生的肯定下，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双双派出秘书上山听会。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让他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送上专列，他才知道中央领导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一开车，总理就召集开会，谈着谈着，他让“农口”来的小周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1985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当年，我们有幸接触的到那些很会听的领导人。”
回顾过往，戴小京说：现在当作一般常识来看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路都有争议，“也许其仁那时候就预测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1986年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记录他们那时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否者“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一旦重建这种权利，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将需要全盘变革。
归国10年后，周其仁从2007年起又一头扎进老本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地调查研究，试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变革现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在中国近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市民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2004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室公安局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说起和周其仁调研的经历，自称外行的北大学者薛兆丰会频频使用一个词——“厉害”。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原因之一是问题本身会激发他无穷的精力，他只会关注激起他兴趣的，然后就抛开一切，抓住问题的本质。
2009年，我曾和其仁一起到内蒙古做一个和食品安全相关的课题调研。白天，我们跑到养牛农户那里做调查，当时室外是零下二十多度，养牛棚里也有零下十多度。我们都想的是问几个问题就赶紧回车里。结果，他拉住农户，在养牛棚里不停地和他聊，不停地问。
这里也有他的语言天赋，他好像什么方言都听得懂。还有钢铁一样的肠胃，什么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白天的调研结束后，晚上回到住处。他先召集同学们坐下来开会。等会结束，差不多已经快晚上11点了。他还有一个客人来访，等到来访已是凌晨1点，他们还在那里聊。我们都累了，同学们也累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两眼放光。
他每天见很多人，名字，官职，来自的组织和部门，很多信息的碎片。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些碎片缝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调研能力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得到的。
在北大国发院，愿意跟着周其仁出差做调研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排上一个长队。薛兆丰形容：“只要他愿意带，一招手，学生们都会乐意放下手头所有的事，跟着他跑，去给他当助手。”
国发院一些学生毕业后留学国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名校。每年12月，北美那边一放圣诞假，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跟着周其仁做调研，一直待到假期结束前一两天才请假离开。
“我跟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在走不同的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路）了，在美国用数学公式写论文，有导师，还跑回来跟周老师做农村调研干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这样跑跑很有启发。”
关于如何做社会调查，周其仁可以给新闻记者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们上几天几夜的精彩课程，关于他的调查法则，他遭遇的故事和人……
我是不会喝酒的。但喝酒这个问题，我已过关了。最早时候在安徽做调查，农口喝酒的风气很重。因为一到基层，你不跟他喝酒，他就不好好跟你聊天。我是真不会喝酒，同时我也不喜欢，耽误时间。他们中午喝酒，喝了后下午就没法好好跟你谈了；而且那个氛围，你要不喝酒，你很难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曾是我的很大问题。
后来，我找到一个法子。当时我们所里有一个计算机，上头连着一台小打印机。我就打了一个图，放在衣服口袋里。一到喝酒的时候，我掏出来，说你看，这是我的心电图。在场的人一看这个，算了。等时间长了，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人是真不会喝酒。
你如果有问题意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门钥匙。你跟他讨论，利用那套发问的办法。很多人觉得他虽然在这地方待着，有些事情他也不了解，你把他问倒了，他就很有兴趣给你聊下去。
我后来发现，你探察世界的这种好奇心本身也会感动一些人的。其实，人多多少少都对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有一点好奇心，也有兴趣想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发现，所谓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探索过程，大家一起来“缝”，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我们一起把这个图像给缝全了。
很多人说，你怎么那么会跟人聊，怎么到哪都能问出问题来，人为什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自己心知肚明，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异功能，就像驾驶员一样，你是飞过一万小时的人就多少不一样，你再聪明，再伟大，再天才，续航时间不够就差点劲。
这首先是一个态度，你如果真想弄清楚事情，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当时在杜润生那里，我们小组里就这么一句话：不是什么能力和智商高低的问题，你就是续航时间不够长。在农口当年，我们每年多少趟出差得出去跑，这个没什么窍门的。
一旦你对中国社会真正深入进去以后，它的方方面面都会展现在你面前。如果你像一个挺纯真的青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看和纸面上不一致就一惊一乍。人家不敢给你讲了。真实的社会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如果一个事情不是个别的，就是系统里头有问题。
总的说来，我对哪类事情比较有兴趣呢？就对“事与愿违”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你说搞人民公社的出发点不好么？毛主席当年就是想把农民穷成这样？我不那样认为，他领导这个国家，怎么会要那样的结果？问题是经济规律。
等你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以后，实际上所有的当事人在某种程度获得一种解脱、解放。这就是体制改革，否则就变成对人的改造。人是很难被改造，所以我们说“文革”是个狂妄的年代，以为可以改造人。等游戏规则改变以后，人的行为就不同。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和记者讲起一桩往事。2000年左右，有关方面组织了几位如今都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去横店做调研。汪丁丁是调查报告的审阅人之一，那时他还不认识周其仁，阅读中，他被一份深入透彻的报告所吸引，大呼精彩。后来得知：有几位学者转了一天就回北京了，只有周其仁在那里蹲点了足足10天，访问所有重要当事人，还泡在档案室里一份份读原始记录。
提到这些年国家机关盛行的调研风气，周其仁忍不住批评了起来，“离当年农研室差个十万八千里”，“哪是在调研，他们是巡视，对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没兴趣，感兴趣是到底摸准上面的心思没有，看能不能迎合。”
他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调研“口碑”，恪守保密原则，远离聚光灯。网上流传他的照片，大多是他在各种研讨会现场的抓拍照。他喜欢人家不认得他，交谈起来才自然。
走另一条制度经济学研究路径的汪丁丁一直鼓励北大学生去跟周其仁学习做社会调研，希望看到有谁能模仿到他。“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学成的。”
汪丁丁对周其仁在社会调查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他甚至认为，周其仁已超越了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因为费老的‘乡土社会’基本是稳定不变的，而其仁后半辈子调查的是急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多么困难！”
大约2003年前后，两人在西湖边有一次对话。“我让他注意身体。他回答我说：丁丁，大多数省份和企业是我以前就拜访过，可能拜访过多次。但是变化太快了，几年不去就要再拜访一次才跟得上变化。”
汪丁丁视周其仁为兄长。除私谊外，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其仁的感受中感受了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其仁的感受，总是比任何人都更贴近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微妙”的逻辑与艺术
在和庙堂咫尺之遥的中国经济学术圈里，周其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譬如，他是一个较少挨公众骂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譬如，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却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所倚重的学者，陆续担任过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发申委委员等“显赫”要职；譬如，他和权力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和新一代的“他们”之间有某种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拿他和动则犯“众怒”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茅于轼、许小年等相比。他和这几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讲起话来有所不同。而与一些曾为政府政策“背书”的“高参”学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独立而赢得了认可。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圣经》“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来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马太福音》，耶稣在打发门徒外出传道、治病赶鬼前，勉励他们要像鸽子一样良善温柔，又要像蛇一样讲究策略。
听过周其仁讲座的人，多少领略到其话锋的犀利。他也承认，自己的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差别很大，“经常自己的一篇讲话稿也会改上一整天，可能这也是个坏毛病。”
在他不温不火的文字中，你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商榷”针对的是哪一类观点、哪一些人。
周其仁说，自己只追求“把话说准”。
“什么叫分寸感好？”他略有几分抵触，“所谓分寸感好，一个是说你政治上的谨慎，一个是把话说准确。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把意见讲过头，就不会引起注意，我认为这有点偏颇的。问题是你说话到底准不准？”
和周其仁共事4年的学者薛兆丰用“subtle”（义为“微妙”）来形容他的语言风格。“为什么各方面都会买他的账呢。一是因为他的观点都是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的，这是最强大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微妙。”
“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中庸，他只是subtle（微妙）。”薛兆丰笑着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要‘说得通’。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方的力量在博弈，这些你都不能忽略，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所以，他会表达得很微妙。”
这样的微妙，自然不会让媒体觉得“过瘾”，因为“不够刺激、不够非黑即白”。
如果把这种“微妙”，仅仅理解为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那可能是对周其仁的一种误读。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自由派学者告诉记者，周的特点是不说“正确而无用的话”。“就是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大家都知道正确的方向该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去做到？”
“譬如谈土地私有制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已经这么久了，把已经公有化的土地再长期承包给个人或家庭。这中间的过程太复杂了，涉及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很多学者，包括我，都没有这个耐心，什么增减挂钩等等，光这些名词已多得让人头晕，算了，我就登高一呼：就是要搞私有化或者私有制。反正，方向是对的。”这位学者说：“只有周其仁有这个耐心，具体地去看怎么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去做。”
2010年，周其仁带领的国发院综合课题组总结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经验，出版了《还权赋能》研究报告，随后引发了他和湖北“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关于土地私有的持续论争。争论中，贺批他以给农民“确权”（确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的含蓄说法，实质是主张“土地私有化”，是“假不懂”的深谋远虑。
“我哪里会有话不全说出来？”周其仁辩解说，“我当然知道清晰到家庭的土地产权的含义，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
19年前，周其仁就撰写了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对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权变化进行了研究。
1950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年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时隔3年，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60条》，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甚至连宅基地都一并收归集体所有。
为了搞清楚当年这“一放一收”是如何完成的，他曾查找到历史档案。当时，集体化工作队动员的时候说：这个地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分的，现在毛主席又要求集体化，你不拥护，就把你的土地收回。
“所以，他的观点是：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维护的一种权利。如果缺乏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的自由，没有长期的演练成为普遍的行为习惯，仅仅通过一场政治运动来赋予的‘产权’，它注定是非常不稳固的。”薛兆丰分析说。
如今致力于农村扶贫公益事业的何道峰说，农村目前的贫困化和现有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近十年。“我同意周其仁主张的土地确权和私有制。但再往下走，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俩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他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当然，这会涉及一整套有关城市规划、行政、税收的法律制度。
相比较，周其仁的观点似乎要更保守一些。“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发一个文件或者做一套新的产权制度。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来一个开明婆婆，往这个方向改；明天再来一个保守婆婆，往那个方向改。”这样变来变去，人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也将更变异。
“让一套产权制度在社会当中慢慢地磨，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博弈，慢慢地成型，成为习俗，变成所有人的习惯，然后用好的法律把已成事实加固下来，而不是重新去打造一个新世界。”
什么是他主张的“渐进”路线呢？
三十多年前的“包产到户”，是把耕作权给农民；接着，是把经营权、卖粮食的权利还给农民；然后再是土地承包的转让权。最后，一套日渐完整的土地权利就还权赋能了。“眼下这一环节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问题。慢慢来，不要着急。”
采访中，汪丁丁说自己更愿意用“判断力”来定义这种“分寸感”，“就是康德反复强调的判断力。”
“其仁对中国政治有极好的判断力。在康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传统里，可称为实践智慧。既不是单纯的实践能力，也不是单纯的思辨能力，而是两者的适度结合。其仁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已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质。”
在汪丁丁眼中，周其仁是他认为具有出色“实践智慧”的两位友人之一——另一位则是新闻界的胡舒立女士。（老编注：两人同为人民大学78级毕业生。）
猎人的枪声
不温不火的周其仁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那是10年前引发巨大舆论风暴的“顾郎之争”。
当时，媒体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说法极力渲染、推动这场风波。
在《经济观察报》上，一向以“不爱赶热闹”婉拒媒体的周其仁以《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为题，用自己从1996年起对三十多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为经验依据，对郎质疑几家上市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方法、数据、逻辑等等漏洞进行了全面的批驳。言辞之尖锐犀利，令许多熟悉他的风格的人大感意外。
“太精彩！其仁那篇是那场论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说：“大概是他这辈子火气最大的一篇。”
一位接近主流经济学圈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噤若寒蝉，因为“谁敢批郎咸平一句，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网上的愤青们骂臭、骂死。张维迎素来是这样的脾气，周其仁火气这么大，倒有点意料之中的意外。”
周其仁后来几次反省，说自己那回写得太冲了，“没控制好”，“情商有问题。”
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学生说，看似温和的周老师“骨子里是一个很孤高的人”，对自己认定的理念相当坚持，其实从来不怕得罪人。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19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此事在农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传开，令一干亲历过政治动荡和世态炎凉的当事人颇引以为傲。一位农研室的旧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常和其仁见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价值观是相同的。”
2005年，一位晚年居住在富强胡同6号的前国家领导人去世。周其仁闻讯后当即赶往杜润生家，正好老人家要赶去吊唁，临行叮嘱他得写点东西纪念首长。在前领导人去世一周年，周其仁以当年直接的接触为据，撰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后在网上广为转载，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公道自在人心。我当时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连党员都不是，是改革的浪潮让我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应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把当时的东西写下来。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回去打猎。”
光阴苒冉。1990年代后，当年的小伙伴们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经商，其中有不少如今活跃在舞台的中央。仅周其仁所在的研究小组，就走出了多位如今在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高官，其中有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从来没发现其仁有任何拉帮结伙的迹象，他也从不加盟他们中的任何派系。”汪丁丁说，“朋友们议论过其仁不像上海人。这是褒意的评价。据我观察，其仁在待人接物上始终是清清爽爽（沪语，意为干干净净） 的。”
在两种力量之间
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会前，他让助手写信邀请周其仁写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缘由是——“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
在这篇后来影响广泛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周其仁提到产权理论在中国情景中的应用——“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尽管科斯的理论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周其仁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
“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也不怕，中国的改革已经预备下一贴可用的解药。”
历史的机遇，让周其仁这样一度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有幸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决策。那么，如何看待1980年代那场改革的缘起和发展呢？
周其仁说，回头再看那被评价为历史地位很高的5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是用来教育干部的。“你说包产到户是农研室发明的？是杜润生发明的？是人民被逼得饿得不行了，活人不能活活就这么饿死，总得找个办法吧。”
“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仅此而已。
这也是他最为推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经验”的理解。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到所谓的“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但是，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也是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在为“中国往何处去”忧思一片的中国思想界里，这也多少解释了周其仁对未来的乐观——一旦现有的游戏规则“摆不平”，底下自然会冒出来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办法和创新。
“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至始至终抱有怀疑。“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在芝加哥开完“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的第二天，周其仁坐着国际航班赶回了国内。在成都，一场以“确权”为基础的城乡统筹土地改革试验正在进行中。
2007年，重庆、成都两市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次在成都开会的机会，使得周其仁对那底下发生的事产生兴趣。他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得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重视。
2008年10月，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土地交易所在成都挂牌。
在过去5年中，他带领国发院的课题研究组，对成都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进行蹲点调查，跑遍辖下各区市县，与官员、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商人等进行了几百次的座谈，同时参照了重庆、长沙、嘉兴、深圳、北京京郊等8个点的调查研究。
成都郫县的“占补平衡”做法，柳街设立解决土地确权纠纷的“长老会”，民间商人自办蛟龙工业港的创新和经营，三道堰的小城镇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的制度创新，锦江实施的集体土地的招、拍、挂……各路人物在底下进行的土地流转的“大开练”，让周其仁兴奋不已。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突破路径。
亲身见证过19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他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参考文献：
马国川，《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中国做对了什么》 ；
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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